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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郁达夫的生平简介及奇闻轶事。

发布日期:2019-09-05 20:14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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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其作品《还乡记》《还乡后记》和小说《迟桂花》,都运用大量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描写、记叙,错落有致,感情真挚,打上有很深的个人印记。

  郁达夫故居建于30年代,属中式花园别墅,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场官弄63号,叫“风雨茅庐”,是1933年4月郁达夫为暂避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故居由当时学人马君武题为“风雨茅庐”,由郁达夫自己设计。

  展开全部郁达夫,名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

  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9月随长兄赴日本留学,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军宪兵杀害。

  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震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搞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居民。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如果单单着眼于他的所谓哀艳情事,计较他的文人无行,津津乐道而不及其余,那么我们真可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在名家林立、众若繁星的中国现代文坛上,郁达夫总是一个异数。超乎一流的文学禀赋与创造力,颠沛流离的不幸人生,妻离子丧的悲酸家事,生前闻名、身后却异样的落寞寂寥,通通会聚于他的一身,令人慨叹不置。翻开他的书册,不甚高大的颀长而瘦削的身材,嘴角唇边微微漾起的浅笑,齐整中略带蓬乱的短发,已然将他的形象分明地勾勒出来,可是他的思想、他为家国忧为民族存亡而矢志奋争的不屈气节,以及脍炙人口的诸多名篇佳作,却值得今人反复咀嚼回味,兼以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郭沫若引李初梨的话来评价郁达夫,实在恰切不过。他曾对徐志摩说过:“我不是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实则,貌似颓唐派的郁达夫,时常引文天祥、陆秀夫为心仪的前贤,他非但是一个作家,更是一名战场上勇于驱遣自己的不折不扣的战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郁达夫殉国六十周年,明年又是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光流转已一甲子,谈一谈曾经的郁达夫,他的人和事,总是有一定必要的罢。

  与郁达夫同龄的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予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揄扬备至,以为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足与鲁迅、田汉鼎足而三立。洵为的论。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植根于黄仲则、龚定庵,更远接宋人,七言无论律诗绝句,凡有作皆风味醇厚,遒劲中饶具妩媚之气韵,意境宽厚博大、雄浑瑰丽,虽时时处处有愁怨二字在,譬如“薄寒天气秋刚半,病酒情怀月正中”、“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欲诉愁”一类,袒露的虽是自家心境,推广放射开去,更可见对家国社稷的一片忠心寄托。郁达夫的诗,既具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也不乏感时忧怀的具备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即以《毁家诗纪》诗十九首词一阕来说,虽满溢着怨尤激愤的情绪,不过静心读来,分明可见宋人的心迹。饶是如此,我以为坐得上他文章著述中头把交椅的,却还是他的散文与游记一类的闲笔文章。

  他的散文,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率真坦荡的剖白、自然流露的抒情,入微的心理描写,精彩的艺文短章,写景记人、讲述一己苦闷愁虑的心事,宛如行云流水,笔致中毫无阻滞停留,汩汩泻出,《回忆鲁迅》、《悼胞兄曼陀》、《还乡记》、《记风雨茅庐》,无不描摹生动,譬如,“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还更希望什么呢?”(《雁荡山的秋月》)“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生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故都的秋》)那明亮清澈的山中秋月,那肃穆萧飒的晚秋意境,令人印象深邃,挥之不去,读后全身都有舒爽淋漓之感,真不得不佩服他笔致的高妙轻灵。

  与散文游记并为郁达夫文学创作双峰的,无疑是小说了。开山力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自可不必去说,单就篇幅极简、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郁达夫将黄仲则与洪稚存分别比附为自己和郭沫若,将为提督学政朱笥河奉作上宾的大考据家戴东原,影射当时红极一时的胡适博士,春秋笔法一望可知,昭示出他超绝的创造力。

  一九三八年末,为避战乱,郁达夫携眷到新加坡,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的编务,在远离祖国“万里投荒”的海外战场上,“站在摇晃的擂台上和一群打手去拼搏”,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与文艺杂论,孤军奋战、以笔为刀,激发华侨爱国抗日的情绪与行动,于抗战文艺的推进有着莫大的助益。

  总而论之,郁达夫的诗文著述不独高产丰厚,更具浓郁的文士情致,兼带深刻的感悟与思想,诚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员猛将,庶几可方之为帅才也。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的午后,晴暖如小阳春的时节,在上海尚贤里好友孙百刚的寓所中,郁达夫邂逅了他五百年前的风流债主——寄寓在孙家的杭州小姐王映霞。一见倾心,畅谈之后意犹未尽,还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要知道,此时的达夫已然魂魄不在,早为伊人痴狂了。在当晚的日记中他作了如实“招供”,“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痴迷狂乱,一表无遗。

  此后,频频地往还孙寓邀约与王见面,更似中了魔魇一般,屡屡发信吐诉爱慕,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他的心愿终得顺遂,才子抱得美人归,造就了文坛上一段难得的佳话。之后的数年间,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承袭着钱牧斋柳如是的风流余韵,在极一时山水名胜的杭州及浙东一带,着实过了一阵逍遥适意,堪比天仙的好日子。

  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一九三六年初,伴随着战乱的炮火和日寇的铁蹄来袭,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赴闽一游,并为任命为省政府参议。当年春天移居杭州后,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暧昧情事,也渐次浮上了水面,郁王之间生出了口角龌龊,后经杭州市市长周企虞等居间调停,夫妇双方达成《协议书》和解,暂时性地规避了家难。身为受辱的一方,郁达夫自然不能甘心情愿,开始酝酿组诗《毁家诗纪》的写作,一抒胸中的愤懑与愁怨。三年之后,全诗成,并发布于香港《大风》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大有使天下人共知之、同讨之的大气概。《毁家诗纪》的发布,拉启了郁王婚姻分崩离析的序幕,敲响了这对旷世怨侣分道扬镳的钟声,也为郁达夫最终的去国远游、命丧异邦埋下了伏笔。

  《毁家诗纪》一出,四方哗然。“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鸠占凤巢,心情之痛恨剀切不难窥见。在《金丝雀》诗五首中的一首里,他另写道,“白日相思觉梦长,梦中情事太荒唐。早知骨里藏红豆,悔驾天风出帝乡”,大有悔不当初的自责情绪在。只是,回首当时已枉然。

  对于郁王的婚变,世人各有说法。郭沫若与曹聚仁的看法似趋一致,是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郭沫若的看法还算客观实在。曹聚仁的观点甚或就带有些许的幸灾乐祸了,他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曹聚仁的这一观点颇有些令人费解,且不说郁达夫将《毁家诗纪》刊发于《大风》是否属“粗糙恶劣”的举动(况且这也正是他本真率性的一面,勇于剖白自己给世人,是否“家丑”,在他是不计的),单单说郁王之间,究竟是谁令谁难堪?王映霞果真冰清玉洁、一尘不少染的话,空穴又从何处来风?郁达夫又从何捕风捉影,闹得子散妻离?她和许绍棣之间果真就是分分明明、毫无瓜葛,真是外界中伤了她?内中因由不须多论,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罢。

  戚君宜在《大师与校花》一文中,认为“毁家” 完全是由于王映霞的“红杏出墙”,愚见以为其分析公允恰当。世人总以为郁达夫是颓废派的典型代表,如同他小说中的诸多主人公一般,是自虐倾向明显的人,是神经质的疯子,行为乖张怪僻,说得更坏一些,近乎狭邪阴鸷,而寄予王映霞这一表面上的弱女子以相当的同情和体恤,不能不说是一大曲解。郁王婚姻的悲剧并最终导致双方感情的决裂,郁达夫《毁家诗纪》的公开发布,诚然起了近乎核裂变的至大作用,且直接致使双方撕破面皮,由曩昔热恋的情侣转为陌路的仇人,但我们不可忘记,是王映霞“举动粗糙恶劣”“红杏出墙”在前,才有郁达夫“暴露成性”“屡屡不休的‘宣扬家丑’”在后,因果先后的次序不可颠倒错乱,否则,便是图了一时的口舌之快,厚诬了前人先辈。

  王映霞的不幸之处,不在于《毁家诗纪》的令她难堪,在于她遇着了郁达夫。她若遇见了旁人,那人遇见了这一类令他蒙羞之事,碍于夫妻名分,或许就甘愿做了“乌龟”,缄口默不作声了,可是她却遇见了郁达夫,一个所谓的带有些神经质的“疯子”诗人。于是,一场开局在意料之中而结尾却逸出想像之外的好戏登台了。这,或许倒是曹聚仁们所乐见并很高兴引为谈助的。闲话到了这里,真不免要为达夫一叹。

  郁达夫写作旧诗,最初引领他登堂入室的,是他所服膺倾倒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在由富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他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某天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忍受不过店员的白眼相向,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

  “把那全集细读了两遍之后,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在《关于黄仲则》一文中,郁达夫这样描述黄之诗文给他带来的感触。阅读黄仲则,使他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乃至日后的行止作为,都受到了黄仲则潜藏的影响。将这一今一古两个人物作类比的话,可发现诸多的共通点。

  一致的壮年早逝、著述高产,同样的行迹颠沛,都是肺病患者,生前的潦倒和身后的萧条也惊人地相似,诗词又一律语语沉痛、字字辛酸,勇于戟指社会的阴暗一面,终了,又一样客死异乡,郁达夫或竟是黄仲则一百五十年后的人物翻版!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郁达夫以黄仲则为主人公,创作了名噪一时的短篇小说《采石矶》,就胡适嘲笑他及其余的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作了还击,一浇胸中的块垒。那长身玉立的黄仲则,穷困潦倒的黄二尹,予郁达夫以梦一般的沉醉,使他酣睡,使他梦寐。《采石矶》中,黄仲则与洪稚存,不由得让人想起纳兰性德与吴兆骞,这样纯真不渝的友谊,真堪谓文士间相互爱重的难得佳话!

  一士之身,玉成终始,由郁达夫在南洋惨遭杀戮、以身殉国的那一幕悲剧,联想黄仲则的抱痛而逾太行、客死在黄河东岸,唏嘘之余,也只有徒唤“天妒英才、奈何奈何”了。

  古人云“道德文章”,今人又说“德艺双馨”,如若从这两方面来衡量评价郁达夫的话,他都能坦然笑对,胜任愉快。在他面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要榨出自己皮袍下面的小来”。他的道德文章,在颠沛流离的战乱岁月中读之,令人精神振奋,平添勇猛威风与勃勃不息的生机活力,即便目下身在和平时代,我们来重温他的著作,小到个人人格魅力的修炼提升,大到警醒世人,培养一己的家国情怀,都有积极而实际的意义。如果单单着眼于他的所谓哀艳情事,计较他的文人无行,津津乐道而不及其余,那么我们真可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郁达夫(1896-194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他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成仿吾、田汉、陶晶孙等交往甚密,共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他在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细致入微地、赤裸裸地展示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这些作品中同时也饮食着自然主义及其它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但浪漫主义的风格是其主要的特点。

  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控日本,是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迁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其风格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极相似,即呈现出一种“忧伤、厌世”的情绪。这一风格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特点。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十年。从1914年考入东京旧制“一高”预科,到1922年东京帝大经济学科毕业,他不仅耳濡目染了汇集东西方文化、五光十色的“大正文化”,同时也饱尝了海外游子受歧视的辛酸和孤独的痛苦。他的早期作品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作者通过表现主人公的压抑感到遗憾和病态心理,表现出了一种渴望获得个性解放的愿望,喊出“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的苦闷之声,呼吁社会尊重人的价值。

  从1921年郁达夫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沉沦》(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短篇小说)到他1945年在印尼被害为止,他一生共创作了小说约50篇以及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总计500多万字。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历程。我们在对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之前,不妨先把它梳理一下,以求对郁达夫的文学及其学术研究有总体上的了解。

  首先是对《沉沦》的争议。1921年10月,《沉沦》一出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非议,“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1)。于是有“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出来为《沉沦》说话,他认为《溶液》“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道德的性质”(2),《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趋势与普遍的所在”(3),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4)。由于击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影响和分析的有理有据,终于澄清了封建卫道士们所强加于《沉沦》的“诲淫”、“不道德”的罪名。

  1932年10月,郁达夫的《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一批评论文章。对之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的《读〈茑萝集〉》(5)、胡梦华的《读〈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6),他们都中肯地指出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也不少,如徐志摩 、殷公武等人就认为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作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7)。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 期。他先后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柳》、《寒宵》等小说。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份量的专题评论出现。如仅1931至1933年,就先后出版了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8)、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9)、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10)三本郁达夫研究专集。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总体上持肯定意见的,有郑伯奇的《〈寒灰集〉批评》(11)、黎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12)、钱杏村的《〈达夫代表作〉后序》(13)、贺玉波的《论郁达夫的转变》(14)、秀子(寇冰华)的《郁达夫的作品和思想》(15)等等,他们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他们的观点对后来的郁达夫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为引用。不过,随着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华汉(阳翰笙)的《中国文艺运动》(16)、苏雪林的《郁达夫论》(17),几乎否定了郁达夫的创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暴发,郁达夫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停滞状态。至到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人暗杀,才月形成一个热潮。但这时大多数是郁达夫生前友好的一些回忆性散论,如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18)郭沫若的《论郁达夫》(19)、《再谈郁达夫》(20)、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21)、五一任叔的《记郁达夫》(22)、静闻的《忆达夫先生》(23)等等。他们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各个方面出发,在宏观上对郁达夫作出了总结的评价,阐明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和重要地位。

  建国以后,首先对郁达作出评价的是丁易。他在《郁达夫选集·序》中,一方面肯定了郁达夫早期作品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24),并说“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25),是“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26)。作者甚至断定,郁达夫的作品在“五四”以后“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阻碍了”(27)。丁易对郁达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直接影响了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看法。

  较多地承袭丁易的观点的,是这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复旦大家中国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等。其中特别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对郁达夫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张著首先是否定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以为“其狭小可不言而喻”(28),甚至申明“这种爱国热情和他的渺小的自我结合着,使人觉得有些庸俗”(29)。另外,还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揭露旧礼教的虚伪的同时,也起了副作用,即“对青年读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义的,相反,有坏的影响”(30)。这些近似于武断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时,也出现了几位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郁达夫的论者,虽然为数极少。如文学史家王瑶,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1953年)一书中就基本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五一著解释郁达夫的“伤感到遗憾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31);又说:“他的小说大部份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32)。其他象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33)、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34)等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进入60年代,对于郁达夫研究的论著就日见稀少了,“文革”十年,大陆的郁达夫研究这块园地,可以说是寸草不长,一片荒芜。

  经过前面的低谷期,郁达夫研究在进入新时期后马上出现了转机,并很快形成了高潮,象1984、1985两年,就发表了150多篇文章,这样的研究热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时期首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价郁达夫和他的作品。象李南蓉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35)、朱靖华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36)、温儒敏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37)、李永寿的《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38)、董易的《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39)、《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40)、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温议》(41),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郁达夫的思想和作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结论。如朱靖华的文章认为:“郁达夫决不是一个颓废、厌事主义者,而相反,他是一个以描写压抑、消沉为表象的,内心实际充满着追求光明、真理的积极入世者。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而探索、追求、进步、胜利,才是他的本质”(42)。以上所有的这些研究论文,为恢复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起到了匡正的作用。但是,这些论文都没有系统地论述郁达夫早期的创作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掘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往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小说创作方面,这一阶段,则出现了许多探讨郁达夫的散文、诗歌乃至文艺观点的专论,如朱信忠的《诗情画意纪游程--读〈郁达夫游记〉》(43)、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44)、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45)、吕洪年的《郁达夫的纪游诗》(46)、徐荣衔的《郁达夫诗词论》(47)、净承尧的《略论郁达夫文艺观的形成与发展》(48)等,它们都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郁达夫在散文、诗歌等方面的成就。

  过去的郁达夫研究,印象式批评和综合性市评论居多,这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专题研究”。如赵圆的《郁达夫‘自我’写线)、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50)、张国桢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51)、朱信忠和男庚锷合写的《略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52)、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53)、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再评价》(54)等。这些从文学风格上来探讨郁达夫文学的文章,为深化郁达夫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阶段,除了用得最多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外,还有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的,如黄川的《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55);有从美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如纪秀荣的《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56);有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讨的,如黄爱华的《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57);有从生命文学的视角来解析的,如耿传明的《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58);有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观照的,如净建滨的《选择与焦虑: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现象》(59);更有从文学的叙事模式切入的,如五一晓初的《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60)等等。比起前两个阶段,本时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大大地丰富多样起来。

  这时期则接连出版了近20部郁达夫研究专著,特别是从1982年至1992年这10年中,竟有10余部之多。如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61)、曾华鹏和范伯群合写的《郁达夫新论》(62)、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63)、王自立和陈子善合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64)(上下册)、蔡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65)、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66)等等。这些论著对郁达夫及其作品都作了全面的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展开全部郁达夫 (1895~1945)现代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赴日本留学,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也使他忧伤、愤世。他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而震动了文坛。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参加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1923年起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27年8月退出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并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威慑下由上海移居杭州,徜徉于浙、皖等地的山水之间,写有不少文笔优美的游记。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的爱国热情又被唤起,投入抗战的时代洪流,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8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当地日本宪兵部强迫他去当翻译,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并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

  郁达夫一生著述宏富。1928年起,郁达夫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其后还有《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闲书》、《郁达夫诗词抄》、《郁达夫文集》,以及《达夫所译短篇集》等。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影响广泛。其中以短篇小说《沉沦》、《采石矾》、《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中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等最为著名。小说多以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往往大胆地进行自我暴露,富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息,笔调洒脱自然,语言清新优美,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他的散文直抒胸臆,毫无隐饰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写得清新秀丽,富有气势和神韵,与他的小说一样,具有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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